第18號一般性意見書-有害的措施
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第31號和兒童權利委員會第18號聯合一般性建議/意見:有害做法(2019年5月8日修訂)*
一、導言
1.《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和《兒童權利公約》包含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與消除有害做法一般相關以及具體相關的義務。在執行各自監測任務的過程中,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和兒童權利委員會一再提請注意這些危及婦女兒童,主要是女童的做法。鑒於工作任務的重疊以及對防止、回應和消除有害做法的共同承諾,無論其在何地以何種形式出現,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和兒童權利公約委員會決定編製本聯合一般性建議/意見。二、聯合一般性建議/意見的目的和適用範圍
2.本一般性建議/意見的目的是通過在立法、政策以及為確保全面遵守兩項公約下消除有害做法的義務所必須採取的適當措施方面提供權威指導,明確《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和《兒童權利公約》締約國的義務。3.委員會確認,有害做法直接影響成年婦女,或因其作為女童時承受了這些做法所受到的長期影響而給成年婦女帶來危害。因此,本一般性建議/意見就關於消除危害婦女權利的有害做法的規定進一步闡述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締約國的義務。
4.另外,委員會認識到男童也是暴力、有害做法和偏見的受害者,他們的權利必須得到處理從而保護他們,防止在他們今後的生活中遭受性別暴力、持續的偏見和性別不平等。因此,本一般性建議/意見提及了《兒童權利公約》締約國在由於歧視導致男童享受權利受到影響的有害做法方面的義務。
5.閱讀本一般性建議/意見時,應當結合兩個委員會分別發布的相關一般性建議和一般性意見,特別是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關於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第19號一般性建議(1992年)和兒童權利委員會關於兒童受保護免遭體罰和其他殘忍或不人道形式懲罰權利的第8號(2006年)以及關於兒童免遭一切形式暴力侵害權利的第13號一般性意見(2011年)。本一般性建議/意見更新了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關於女性生殖器殘割的第14號一般性建議(1990年)的內容。
三、聯合一般性建議/意見的理基礎
6.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和兒童權利委員會一再指出,有害做法植根於在定型角色的基礎上,認為婦女和女童次於男性和男童的社會態度。委員會還強調了暴力問題的性別範疇,指出各種基於性和性別的態度與陳規定型觀念、權力不均、不平等和歧視,使廣泛存在的各種往往涉及暴力或強迫的做法持續不斷。同時有必要憶及,委員會感到關切的是,這些做法也常常作為家庭、社區、學校或其他教育場所和機構,以及更廣泛的社會對婦女和兒童的一種“保護”或控制形式,[1]為性別暴力開脫。此外,委員會還提請各締約國注意,基於性和性別的歧視與其他危害婦女[2] 和女童的因素之間存在交叉,特別是屬於或被認為屬於弱勢群體並因而更有可能成為有害做法受害者的婦女和女童。7.因此,有害做法的根基是基於性、性別、年齡和其他理由的歧視,常常借助各種社會文化及宗教習俗和價值觀,以及涉及某些弱勢婦女和兒童群體的錯誤觀念實現合理化。總體而言,有害做法通常和各種嚴重的暴力形式相關,或其本身就是暴力侵害婦女和兒童的形式。這些做法的性質和普遍程度因區域和文化的不同而不同,但是,其中最為普遍、記載最多的是殘割女性生殖器、童婚及強迫婚姻、多配偶制、所謂名譽犯罪,以及因嫁妝引起的暴力。鑒於這些做法多次在兩項委員會上提出,且在一些情況下通過立法和方案途徑明顯有所減少,因此,本一般性建議/意見將以這些做法為例進行闡述。
8.有害做法在世界大多數國家的社區中普遍存在;在此前未記述有此類做法的區域和國家,也發現了一些此類做法,主要是由於移徙;而因為衝突局勢等因素,這類做法在一些國家消失後再度出現。
9.許多其他做法也被認定為有害做法,它們與社會構建的性別角色和父權關係制度聯繫密切而又使其得到強化,有時反映了對於某些弱勢婦女和兒童群體,包括身心障礙者和白化病人的負面或歧視性看法。這些做法包括但不限於:忽視女童(涉及對男童的優先照顧和待遇)、極端飲食限制(強迫進食、飲食禁忌,包括妊娠期間)、貞操測試及相關做法、纏足、疤痕刺青、烙印/部落標記、體罰、扔石塊、暴力入會儀式、寡居做法、巫術、弑嬰和亂倫。[3] 有害做法還包括以美貌和嫁人為目的對女童和婦女身體的改造,如增肥、隔離、使用唇盤和使用項圈拉長脖頸,[4] 或試圖防止女童早孕或使其免受性騷擾和暴力而進行的身體改造,如熨胸。此外,世界各地越來越多的婦女和兒童為了符合關於身體的社會規範,而非出於醫療或健康的目的接受醫療或整形手術,很多人迫於壓力為時尚而瘦身,因而導致飲食和健康問題氾濫。
四、《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和《兒童權利公約》的規範性內容
10.儘管在起草《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和《兒童權利公約》時,人們還不太瞭解有害做法的問題,但兩項《公約》均包含條款,將有害做法納入侵犯人權行為,並規定締約國有義務採取步驟以確保防止和消除這些做法。此外,委員會在審查締約國報告時、在隨後與締約國的對話中,以及在各自的結論性意見中,都越來越多地涉及這一問題。兩個委員會在各自的一般性建議和一般性意見中都對這一問題做了進一步的闡述。[5]11.兩項《公約》的締約國有責任遵守其尊重、保護和實現婦女兒童權利的義務。兩項《公約》的締約國還負有盡職義務,[6] 應防止損害對婦女和兒童權利的承認、享受和行使的行為,並確保私人行為方不對婦女和女童實施歧視,包括實施性別暴力(就《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而言),或與對兒童實施任何形式的暴力(就《兒童權利公約》而言)。
12.兩項《公約》概述了締約國在建立明確的法律框架、確保保護和促進人權方面的義務。此舉的一個重要步驟就是將《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和《兒童權利公約》納入本國法律框架。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和兒童權利委員會都強調,旨在消除有害做法的立法必須包含適當的預算、執行、監測和有效的執法措施。[7]
13.另外,保護義務要求締約國建立法律結構,以確保有害做法受到迅速、公正和獨立的調查,確保有效執法,並確保向受到此類做法傷害的人員提供有效的補救。委員會號召締約國通過法律明確禁止並充分制裁有害做法或對其定罪,根據罪行和所造成傷害的嚴重性,規定預防方式、受害者的保護、康復、重返社會和賠償,並打擊有害做法不受懲罰的情況。
14.關於有效處理有害做法的要求是兩項《公約》締約國的核心義務之一,因此對這些條款及其他相關條款[8] 的保留廣泛限制,或限定了締約國尊重、保護和實現婦女和兒童免受有害做法影響的權利,這與兩項《公約》的目標和宗旨背道而馳,根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28條第2項和《兒童權利公約》第51條第2項,是不允許的。
五、有害做法的認定標準
15.有害做法指的是植根於基於性、性別、年齡和其他原因的歧視,以及多種和/或相互交叉形式的歧視的持續性做法和行為,通常涉及暴力並引起身體和/或心理上的傷害或痛苦。這些做法給受害者帶來的傷害超出當時產生的身體和精神上的後果,且常常具有損害對婦女兒童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承認、享受和行使的目的或後果。對其尊嚴、身體、社會心理及道德的完整性和發展、參與、健康、教育、經濟和社會地位也有不利影響。因此,這些做法在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和兒童權利委員會的工作中都得到了反映。16.在本一般性建議/意見中,符合下列標準的做法應視為有害:
(a)構成對個人尊嚴及完整性的否定,以及對人權及兩項《公約》所載基本自由的侵犯;
(b)構成對婦女或兒童的歧視,並導致其作為個人或群體受到不利影響因而有害,包括身體、心理、經濟和社會傷害,和/或暴力以及對其充分參與社會或發展並實現全部潛能的限制;
(c)基於性、性別、年齡和其他交叉因素,延續男性主導和婦女兒童不平等的各種社會規範所規定或固守的傳統的、重新出現或新出現的做法;
(d)由家庭、社區成員或整個社會強加給婦女和兒童的做法,無論受害者是否或是否有能力提供充分、自由和知情同意。
六、有害做法的原因、形式和表現
17.有害做法的原因是多層面的,包括基於性和性別的角色定型觀念、對性別的優劣假定、控制婦女和女童身體和性欲的企圖、社會不平等以及男性主導權力結構的普遍性。改變這些做法的努力必須解決傳統的、重新出現或新出現的有害做法背後的系統性和結構性原因,增強女童和婦女,以及男童和男子的能力,以促進轉變縱容有害做法傳統文化態度的轉變,充當這種轉變的推動力,並加強社區支援這些進程的能力。18.雖然在打擊有害做法方面做出了努力,但受其影響的婦女和女童的總體數量仍然很大,而且可能還在增加,原因包括衝突局勢以及社群媒體廣泛使用等技術進步。透過審查締約國報告,委員會注意到,一些來自採取有害做法的社區的成員,透過移徙或尋求庇護遷移至目的地國後往往繼續固守有害做法。支援這些有害做法的社會規範和文化信念會保留下來,有時社區為了在新環境中保持文化認同還會對其加以強調,特別是在性別角色為婦女和女童提供更大個人自由的目的地國家。
A.殘割女性生殖器
19.殘割女性生殖器,或稱女性割禮、切割女性生殖器,是指出於非醫學或非健康原因,部分或全部切除女性外生殖器或採用其他方式損害女性生殖器。本一般性建議/意見稱之為殘割女性生殖器。世界各區域都存在殘割女性生殖器官的做法,在一些文化中,這是婚姻的必要條件並被認為是控制婦女和女童性欲的有效方法。這種做法可能導致各種即時和長期的健康後果,包括劇烈疼痛、休克、感染以及在分娩時危及母嬰的各種併發症、產科瘺等長期的婦科問題以及心理問題和死亡。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估計,全世界有1億至4億女童和婦女受過某種形式的女性生殖器官切割。B.童婚和/或強迫婚姻
20.童婚,也稱早婚,是指至少一方未滿18歲的婚姻。雖然有時其配偶也不滿18歲,但絕大多數童婚,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婚姻,都涉及女童。如果婚姻一方或雙方均未表示充分、自由和知情同意,則可將童婚視為強迫婚姻的一種形式。21.在有些情況下,兒童很小即訂婚或成婚,而年幼的女童在許多情況下會被迫嫁給年長幾十歲的男性。2012年,兒童基金會報告稱,全世界有近4億20-49歲的女性在未滿18歲時就已結婚或與人結合。[9] 因此,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和兒童權利委員會特別重視女童並未表示充分、自由和知情同意而結婚的情況,比如結婚時年齡太小,對成年生活尚未做好身體和心理上的準備,或無法做出有意識的、知情的決定因而不足以對婚姻表示同意。其他例證還包括,監護人根據習慣法或成文法享有准許女童結婚的法定權利,因而違背女童婚姻自由權使其成婚的情況,等等。
22.童婚往往伴隨早孕、頻繁妊娠和分娩,導致孕產婦發病率和死亡率高於平均水準。在世界範圍內,與妊娠相關的死亡是15-19歲女童(已婚或未婚)死亡的主要原因。年幼母親所生的嬰兒死亡率也高於年長母親所生的嬰兒(有時是兩倍)。在童婚或強迫婚姻中,特別是在男方年齡明顯大於女方以及女童教育程度低時,女童在有關自己生活的事務中往往決策權有限。童婚還導致輟學率、尤其是女童輟學率上升,被學校開除,以及遭受家庭暴力和享受行動自由權受限的風險增加。
23.強迫婚姻是指婚姻一方或雙方未親自充分、自由地表示同意結合。除前文所述童婚以外,強迫婚姻還可能體現為其他多種形式,包括交換婚姻或交易婚姻(例如抵償交換和抵償婚姻)、奴役婚姻和收繼婚(脅迫寡婦嫁給亡夫親屬)。有些情況下,經女方家屬同意,允許性犯罪者透過與受害者結婚來逃避刑事制裁,從而構成強迫婚姻。在移徙情境中,為確保女童在家庭宗族內成婚,或者為遠房家庭成員或他人提供移徙至或生活在特定目的地國的證件,也可能發生強迫婚姻。強迫婚姻還越來越多地在衝突期間為武裝團體所利用,或作為女童逃避衝突後貧窮的一種手段。[10] 強迫婚姻還包括不准婚姻一方終止或擺脫婚姻的情況。強迫婚姻往往導致女童缺乏人身和經濟自主權,企圖通過逃跑、自焚或自殺以逃避或擺脫婚姻。
24.支付嫁妝和彩禮的情況在不同社區有所不同,可能會增加婦女和女童遭受暴力或其他有害做法的可能性。如果嫁妝的支付或規模未達到預期,丈夫或其家庭成員可能採取身體或心理暴力,包括謀殺、縱火和潑硫酸等。有時候,家庭會同意用女兒的臨時“婚姻”換取金錢收益,也稱契約婚姻,是人口販運的一種形式。《兒童權利公約關於買賣兒童、兒童賣淫和兒童色情製品問題的任擇議定書》締約國對包含嫁妝或彩禮的童婚及強迫婚姻承擔明確的義務,因為根據《議定書》第2條(a)款,這可能構成“買賣兒童”。[11] 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一再強調,允許以錢財或地位提升為條件安排婚姻侵犯了擇偶自由,並在委員會第29號一般性建議(2013年)中提出,不得將這類做法定為婚姻有效的必要條件,締約國不得認定這類協議可執行。
C.多配偶制
25.多配偶制傷害了婦女和女童的尊嚴,侵犯了她們的人權和自由,包括在家庭中的平等和保護。不同的法律和社會環境下,多配偶制有所不同。其主要影響有:對妻妾健康的傷害,包括身體、精神和社會福利方面;妻妾可能蒙受物質損害和剝奪;對子女的情感和物質傷害,通常對其福利帶來嚴重後果。26.儘管很多締約國都選擇了禁止多配偶制,仍有一些國家合法或非法地實行多配偶制。縱觀歷史,多配偶的家庭制度曾經作為一種確保單個家庭有更多勞動力的途徑,而在特定農業社會中發揮了作用,但研究表明,多配偶制往往使家庭更加貧窮,特別是在農村地區。
27.婦女和女童都有參與多配偶結合的情況,有證據表明女童更有可能嫁給或被許配給年長許多的男性,遭受暴力和權利受到侵犯的風險更大。成文法與宗教和個人地位以及傳統的習慣法和做法並存,往往有助於這一做法的持續存在。然而,在一些締約國,多配偶制是民法所允許的。憲法和保護文化和宗教權利的其他條款有時也用於維護允許多配偶婚姻的法律和做法。
28.多配偶制違反《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因此締約國有明確的義務應不鼓勵並禁止這種做法。[12] 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還指出,多配偶制對婦女及其子女的經濟福利有嚴重影響。[13]
D.所謂名譽犯罪
29.所謂名譽犯罪行為雖然不僅限於對女童和婦女的犯罪,但她們更多地成為這種暴力行為的對象,因為家庭成員認為某個可疑的、主觀認定的或實際的行為會使家庭或社區蒙受恥辱。這些行為包括婚前發生性關係、拒絕接受包辦婚姻、未經父母同意結婚、通姦、要求離婚、衣著方式不為社區所接受、外出就業或不符合陳規定型觀念中的性別角色等。女童和婦女成為性暴力受害者後也可能遭受所謂名譽犯罪。30.此類犯罪包括謀殺,通常由配偶、女性或男性親屬或者受害者所在社區的成員實施。所謂名譽犯罪並未被視為針對婦女的犯罪行為,而常常得到社區的認可,作為犯罪行為之後的一種保護及恢復其文化、傳統、習慣或宗教規範完整性的手段。有些情況下,國家的立法或其實際應用,或立法的缺失允許將維護名譽作為開脫罪責或減輕罪行的情節提出,導致減輕處罰或不處罰。此外,對案件知情的個人不願提供確鑿證據也可能阻礙案件的起訴。
七、解決有害做法問題的整體框架
31.兩項《公約》均具體提及了消除各種有害做法。《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締約國有義務規劃並通過適當的立法、政策和措施,並確保其實施能夠有效應對消除引發有害做法和暴力侵害婦女行為歧視的障礙、阻礙和阻力(第2、3條)。然而,締約國必須能夠論證其所採取的措施具有直接相關性和適當性,首先保證婦女人權不受侵犯,並且論證這些措施能否達到預期的效果和結果。而且,締約國採取此類針對性政策的義務具有即時性,締約國不得以任何理由為任何延遲開脫,包括文化和宗教理由。《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締約國還有義務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包括暫行特別措施(第4條第1項),[14] 以“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以消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定型任務的偏見、習俗和其他一切方法”(第5條(a)款)確保“童年訂婚和童婚應不具法律效力”(第16條第2項)。32.另一方面,《兒童權利公約》責成締約國“採取一切有效和適當的措施,以期廢除對兒童健康有害的傳統習俗”(第24條第3項)。此外,《兒童權利公約》還規定兒童享有免受任何形式暴力的權利,包括身心摧殘或性侵犯(第19條),並要求締約國確保任何兒童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第37條(a)款)。《兒童權利公約》將本公約的四項基本原則應用到有害做法問題,即不受歧視(第2條)、確保兒童的最大利益(第3條第1項)、[15] 支持生命、生存與發展權(第6條)和兒童發表自己意見的權利(第12條)。
33.在這兩種情況下,有效防止和消除有害做法都需要建立定義明確、基於權利且因地制宜的整體戰略,其中應包含支助性的法律和政策措施,包括配合相應的政治承諾和問責制在各級實施的社會措施。兩項《公約》所列各項義務為消除本一般性建議/意見中已列出主要內容的有害做法提供了編製整體戰略的基礎。
34.必須對這樣的整體戰略進行主流化以及橫向和縱向的協調,並納入國家防止和解決一切形式有害做法的工作中。橫向協調需要跨部門的安排,包括教育、衛生、司法、社會福利、執法、移民和庇護、通信和媒體等部門。相似地,縱向協調要求地方、區域和國家各級行動者之間,以及與傳統和宗教事務主管部門之間的安排。要促成這一過程,應考慮與所有相關的利益攸關方合作,將這一責任委託給某個現有的或專門成立的高級別實體。
35.執行任何整體戰略都必然需要提供充分的組織、人力、技術和財務資源,以及適當的措施和工具,如法規、政策、計畫和預算。此外,締約國還有義務確保配備獨立的監測機制,以追蹤保護婦女兒童免受有害做法和實現其權利方面的進展。
36.各類其他利益攸關方也必須參與旨在消除有害做法的戰略,包括獨立的國家人權機構、衛生和教育工作者、執法人員、民間社會成員,以及從事這些做法的人員。
A.資料獲取和監測
37.定期全面地採集、分析、傳播和使用定量和定性資料,對確保政策有效、制定適當的戰略和規劃行動以及評價影響、監測實現消除有害做法目標的進展情況,以及識別重新出現和新出現的有害做法具有重要意義。有了資料,就可以審查趨勢,在國家和非國家行為方的政策和有效的方案執行,與態度、行為、做法以及普及率方面的相應變化之間建立相關聯繫。按性別、年齡、地理位置、社會經濟地位、教育程度和其他關鍵因素分列資料,對識別婦女兒童中的高風險和弱勢群體十分重要,將為政策制定和解決有害做法問題的提供指導。38.儘管認識到這一點,但關於有害做法的分列資料仍然有限,且在國家間和時間上很少具有可比性,因此人們對這一問題的範圍和演變情況瞭解有限,在確認具有充分針對性的措施方面認識也有限。
39.委員會建議《公約》締約國:
(a)將定期採集、分析、傳播和使用按性別、年齡、地理位置、社會經濟地位、教育程度,和其他關鍵因素分列的關於有害做法的定量和定性資料作為優先事項,確保這些活動獲得充足的資源。應在醫療保健和社會服務、教育、司法和執法部門建立和/或維護關於保護相關問題的定期資料獲取系統。
(b)透過利用國家人口普查和指標調查採集資料,可以將具有全國代表性的住戶調查資料作為補充。應透過專題小組討論、與各利益攸關方深入訪談、結構性觀察、繪製社會地圖和其他適當途徑開展定性研究。
B.立法與執法
40.對於任何整體戰略,制定、頒布、實施和監測相關立法都是一個關鍵要素。每一個締約國均有義務[16] 發出明確資訊表示譴責有害做法,為受害者提供法律保護,讓國家和非國家行為方保護面臨風險的婦女兒童,提供適當的回應和照顧,並確保提供補償和終止有罪不罰現象。41.但是,單憑頒布立法不足以有效打擊有害做法。因此,根據盡職要求,立法必須輔以一套全面措施,以便利其實施、執行、跟進、監測和成果評估。
42.與締約國在兩項《公約》下的義務相違背,很多國家仍然保留了一些使有害做法合理化、允許或導致有害做法的法律條款,如允許童婚、把捍衛所謂的“名譽”作為對女童和婦女實施犯罪的脫罪或減罪因素,或允許性侵或其他性犯罪者透過與受害者結婚而免於制裁。
43.在實行多元法律體系的締約國,即使法律明確禁止有害做法,也未必能有效實施禁止,因為習慣法、傳統法或宗教法的存在可能在事實上支持有害做法。
44.習慣法和宗教法法庭的法官以及傳統判決機制內的法官,在處理婦女兒童權利問題時存在偏見、能力差,而且認為習慣體系職權範圍內的事項不應受到國家或其他司法機構的審查和監督,剝奪或者限制了有害做法受害者獲得公正待遇的機會。
45.相關利益攸關方充分、廣泛地參與起草反對有害做法的立法,可以確保準確地認定和解決與有害做法相關的主要關切。與實行這些做法的社區、其他相關的利益攸關方,以及民間社會成員接觸並徵求他們的意見,對這一過程意義重大。但是,應該注意確保頒布和執行立法的工作,不因支持有害做法的主流態度和社會規範而削弱。
46.很多締約國已經採取步驟透過移交和授權的方式下放政府權力,但這不應削弱或免除其頒布立法禁止有害做法的義務,這一義務適用於其整個管轄範圍。必須設立保障措施,以確保權力的下放或移交不會導致不同的區域和文化區在保護婦女兒童免受有害做法危害方面有所差別。接受權力移交的主管機構需配備必要的人力、資金、技術和其他資源,以有效執行旨在消除有害做法的立法。
47.從事有害做法的文化群體可能推動跨國傳播這類做法,此類情況發生時,有必要採取適當措施遏制這些做法的傳播。
48.國家人權機構在促進和保護人權,包括個人免受有害做法的權利以及增強公眾對這些權力的認識方面,應發揮關鍵作用。
49.為婦女兒童提供服務的個人,特別是醫務人員和教師,在識別實際或潛在的有害做法受害者方面有著特殊的地位。然而,他們往往受到保密規則的限制,這可能與他們報告實際發生或可能發生有害做法情況的義務相悖。必須通過明確的法規強制他們報告這類事件,從而克服這種情況。
50.如果發現醫務專業人員或政府職員/公務員參與或共謀有害做法,應先予以警告,在確定刑事制裁或吊銷執業執照和終止合同等行政處罰時,應將其地位和責任,包括報告責任,視為加重處罰的情形。在這一方面,對相關專業人員進行系統培訓被認為是一種有效的預防措施。
51.雖然必須始終以有利於預防和消除有害做法的方式執行刑法制裁,但締約國也必須考慮對受害者的潛在威脅和不利影響,包括打擊報復行為。
52.在發生率高的地區,金錢賠償未必可行,但在所有情況下,受到有害做法影響的婦女兒童都必須得到法律救濟、受害者支助和康復服務,以及社會和經濟方面的機會。
53.應始終考慮兒童的最佳利益並保護女童和婦女權利,必須提供必要條件讓他們能夠表達自己的觀點並確保他們的意見得到應有的重視。還必須認真考慮童婚和/或強迫婚姻解除、退還嫁妝和彩禮等對兒童或婦女潛在的短期和長期影響。
54.締約國,尤其是移民和庇護事務官員,必須認識到,婦女和女童可能會為了逃避有害做法而逃離本國。這些官員應就保護她們所需採取的步驟接受適當的文化、法律和性別敏感培訓。
55.委員會建議兩項《公約》的締約國通過或修正立法,以有效解決和消除有害做法。在此過程中,締約國應確保:
(a)立法的起草過程具有全面的包容性和參與性。為此,締約國應開展有針對性的宣導和提高認識活動,採取社會動員措施為立法的起草、批准、傳播和實施形成廣泛的公眾認識和支援;
(b)立法完全符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和《兒童權利公約》所列相關義務以及其他禁止有害做法的國際人權標準,並高於允許、縱容或規定任何有害做法的習慣法、傳統法或宗教法,尤其是在實行多元法律體系的國家;
(c)一切縱容、允許或導致有害做法的立法應毫不拖延地廢除,包括傳統法、習慣法或宗教法以及將“捍衛榮譽”認可為所謂榮譽犯罪的脫罪或減罪因素的任何立法;
(d)立法具有一致性和全面性,就防範、保護、支助和追蹤服務,以及受害者援助提供詳細的指導,包括身心康復和重返社會,並以充分的民事和/或行政立法規定作為補充;
(e)立法――包括通過為採取暫行特別措施提供基礎――充分地解決有害做法的根本原因,包括基於性、性別、年齡和其他交叉因素的歧視,關注受害者的人權和需求,並充分考慮兒童和婦女的最佳利益;
(f)把男女的法定最低結婚年齡確定為18足歲,無論父母是否同意;
(g)確立婚姻登記的法律要求,透過提高認識、教育和提供充分的基礎設施使所有人都能在轄區內進行登記,來實現有效的執行;
(h)建立全國性強制、可得和免費的出生登記制度,以有效防止包括童婚在內的有害做法;
(i)由國家人權機構負責審議個人投訴和請願並展開調查,包括以保密、性別敏感和兒童友好的方式,由他人代表或由婦女和兒童直接提交的個人投訴和請願;
(j)法律強制規定,從事婦女兒童工作和工作中涉及婦女兒童的專業人員和機構,如果有合理理由認為已經發生或有可能發生有害做法,應對實際事件或此類事件的風險予以報告。強制報告責任必須確保隱私保護和報告人的保密;
(k)所有起草和修正刑法的舉措,都必須結合對有害做法受害者和面臨遭受有害做法風險的人員的保護措施和服務;
(l)立法確立對實施有害做法的管轄範圍包括締約國國民和長期居民,即使行為的實施地點在其不承擔刑事責任的其他國家;
(m)涉及移徙和庇護的立法和政策,將有可能遭受有害做法或因為有害做法而遭受迫害認定為給予庇護的理由。應根據個案情況考慮為可能陪伴女童或婦女的一位親屬提供保護;
(n)立法包括對法律進行定期評價和監測的規定,包括實施、執行和追蹤;
(o)遭受有害做法的婦女和兒童能夠獲得平等的司法救助,包括透過消除提起訴訟的法律和實際障礙,如訴訟時效等,以及對實施者和協助、縱容這類做法的人員問責;
(p)立法應包括強制禁止令或保護令,以保護面臨有害做法風險的人員並為其提供安全以及保護受害者免受報復的措施;
(q)在實踐中,違反公約行為的受害者可以平等地獲得法律救濟和適當的賠償;
C.防止有害做法
56.打擊有害做法首要的一個步驟就是防範。兩個委員會均已強調,透過一種基於人權的辦法,改變社會和文化規範、增強婦女和兒童能力、在各級對經常接觸有害做法受害者、潛在受害者和實施者的所有相關專業人員開展能力建設,以及提高對有害做法根源和後果的認識,可以最有效地實現防範,包括透過與相關的利益攸關方對話。1.確立基於權利的社會文化規範
57.社會規範是一個社區中可能有利並強化其認同和凝聚力的,或不利並可能導致危害的某些做法的推動因素和社會決定因素,同時也是期望社區成員遵守的社會行為準則。這就形成並維持了一種集體的社會義務感和預期,調節著社區成員的行為,即使他們本人並不認同這一做法。例如,在以殘割女性生殖器為社會規範的地方,父母傾向於同意自己的女兒實施生殖器官切割,因為他們看到其他父母同意對女兒實施生殖器官切割,於是認為他人會期待自己採取同樣做法。這一規範或做法通常由社區網路中經歷過這一過程的其他婦女實施,她們會施加更大的壓力讓年輕婦女順從這一做法,否則會面臨排斥、迴避和侮辱。這種邊緣化可能包括失去重要的經濟和社會支援以及社會流動性。相反,如果個人順應了社會規範,就有望得到包容和讚揚等回報。改變支援有害做法並使其合理化的社會規範,需要對這種期望提出質疑並予以修正。58.社會規範是相互聯繫的,因此,有害做法問題不可能孤立地解決,而應該在全面認識這些做法,與其他文化和社會規範以及其他做法之間聯繫的基礎上,在更廣泛的背景中尋求解決。這說明需要採用建立在承認權利不可分割和相互依賴基礎上的、基於權利的辦法。
59.必須面對的一個根本挑戰是,有害做法可能會被認為對受害者及其家人和社區有好處。因此,任何僅以改變單個行為為目的的辦法都是十分侷限的。相反,需要一種基礎廣泛的、全面的集體或社區性的方法。對文化敏感的干預措施,若能加強人權、使實施有害做法的社區集體探討並商定實現自身價值和榮譽或維護傳統,而不對婦女兒童人權造成傷害和侵犯的替代辦法,就可以可持續、大規模地消除有害做法和集體採納新的社會準則。公開展現對採取替代做法的集體承諾有助於增強替代做法的長期可持續性。在這一方面,社區領袖的積極參與至關重要。
60.委員會建議《公約》締約國:確保為消除有害做法以及質疑並改變其背後的社會規範而採取的任何努力,都是全面的、以社區為基礎的,而且以所有相關利益攸關方、尤其是婦女和女童積極參與的基於人權的辦法為基礎。
2.婦女和女童賦權
61.締約國有義務質疑和改變限制婦女和女童充分行使其人權和自由的父權意識形態和結構。許多女童和婦女都經歷過社會排斥和貧窮,這使她們更有可能遭受剝削、有害做法和其他形式的性別暴力。要戰勝這樣的社會排斥和貧窮,她們需要具備必要的技能和能力,以主張自己的權利,包括對自己的生活做出自主、知情的決定和選擇。在這一背景下,教育是增強婦女和女童主張自身權利的能力的重要手段。
62.女童和婦女受教育程度低和有害做法的普遍程度之間存在明顯的相關性。《公約》締約國有義務確保享受高品質教育的普遍權利,創造有利環境使女童和婦女成為變革的動因(《兒童權利公約》第28和第29條,《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10條)。這就要求普及免費義務小學教育和確保出勤率,勸阻輟學,消除現有的性別不平等,以及支持最邊緣女童――包括生活在偏遠農村的女童――接受教育。在履行這些義務時,應考慮保證學校及其周邊安全、對女童友好而且有利於女童取得好成績。
63.完成初等和中等教育有利於防止童婚和少女懷孕,降低母嬰死亡率和發病率,使婦女和女童為更好地主張自己免於暴力的權利做好準備,並增加她們有效參與生活各個領域的機會,從而為女童帶來短期和長期的好處。委員會一貫鼓勵締約國採取措施提高中學入學率和保有率,包括通過確保學生完成小學學業、取消中小學學費、促進接受中等教育(包括技術職業教育)的機會,和考慮將中等教育列入義務教育。少女懷孕期間和產後有權繼續學業,可透過不歧視的返校政策保障這一權利。
64.對失學女童來說,非正規教育通常是她們唯一的求學道路,應提供基礎教育和生活技能指導。對未完成初等和中等教育的人來說,這是正規教育的一種替代方式,可透過廣播節目和數位媒體等其他媒體提供。
65.透過生計和創業技能培訓,婦女和女童得以積累經濟資產,獎學金、小額信貸方案和儲蓄計畫等方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11條和第13條,《兒童權利公約》第28條)可從經濟上激勵她們推遲到18歲以後結婚,從而受益。對於宣傳婦女享有外出工作的權利、質疑有關婦女和就業的禁忌而言,補充性的提高認識方案必不可少。
66.鼓勵婦女和女童賦權的另一種方法是建立社交資產,有利於此的方式包括創造安全空間使女童和婦女得以與同伴、導師、教師和社會領袖聯繫,並表達自己的思想、暢所欲言、說出自己的願望和關切,並參與影響自己人生的決策。這樣有助於培養她們的自尊和自我效能感,溝通、談判和解決問題的技能,以及對自身權利的認識,對移民女童來說尤為重要。傳統上男性佔據著各級有權力和影響力的位置,他們的參與對於確保兒童和婦女得到家人、社區、民間社會和決策者的支持和幫助有著十分關鍵的作用。
67.童年時期,最遲在青春期早期,是幫助女童和男童、支援他們改變基於性別的態度、在家庭、學校和更廣泛的社會中,採取更積極的角色和行為方式的起點。這意味著要促進與他們討論涉及傳統的女性氣質和男性氣質,以及性和性別相關定型角色的社會規範、態度和預期;在消除特別影響青春期前和青春期少女的有害做法的努力中,與他們合作,推動以消除性別不平等、宣傳重視教育尤其是女童教育的重要性為目標的個人改變和社會變革。
68.已經遭受有害做法或存在遭受有害做法風險的婦女和少女,面臨著極大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風險,尤其是當她們已經因為缺乏足夠的資訊和服務――包括友善青少年服務――而遇到決策障礙的情況下。因此,需要特別注意確保讓婦女和青少年獲得有關性健康和生殖健康與權利,以及有害做法的影響的準確資訊,並獲得充分而且保密的服務。開展適齡教育――內容包括有關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的科學資訊――有助於增強女童和婦女做出知情決定、主張自身權利的能力。為此,具有充分知識、認識和技能的衛生工作者和教師對傳遞資訊、防範有害做法以及認定已經或可能成為有害做法受害者的婦女和女童並為她們提供援助至關重要。
69.委員會建議《公約》締約國:
(a)以對女童友善的方式普及免費義務初等教育,包括在偏遠地區和農村地區。在為懷孕少女和未成年母親提供完成中等教育的經濟激勵,以及制定不歧視的返校政策的同時,考慮將中等教育列入義務教育;
(b)在能夠培養其自尊、使其瞭解自身權利並發展溝通、談判和解決問題能力的安全、有利的環境中,為女童和婦女提供教育和經濟機會;
(c)將人權資訊納入教育課程,包括婦女和兒童的權利、性別平等和自我意識,並致力於消除性別陳規定型觀念和營造不歧視的環境;
(d)確保學校提供有關性健康和生殖健康與權利的適齡資訊,包括涉及兩性關係和負責任的性行為、預防愛滋病毒、營養、保護不受暴力侵害和有害做法等;
(e)確保從正規學校輟學或從未入學、不識字的女童可獲得非正規教育;監測這些方案的品質;
(f)動員成年男性和男童創造支持對婦女和女童賦權的有利環境。
3.各級能力建設
70.消除有害做法的一大困難在於相關專業人員,包括一線專業人員缺乏認識或能力不足,無法充分瞭解、認定和回應有害做法事件或風險。全面、整體而有效的能力建設應著眼於動員具有影響力的領袖(如傳統領袖和宗教領袖)以及盡可能多的相關專業群體(包括各級的衛生、教育和社會工作者、庇護和移民事務官員、員警、檢察官、法官和政治人物)參與。需為他們提供關於實踐和適用的人權規範和標準的準確資訊,以促進其所在群體和更廣泛社會的態度和行為轉變。71.在存在替代性爭議解決機制或傳統司法制度的情況下,應為負責這方面管理的人員提供有關人權和有害做法的培訓。而且,員警、檢察官、法官和其他執法官員,需要接受關於實施將有害做法定為犯罪的新立法或現行立法的培訓,以確保他們瞭解婦女和兒童的權利,並且對受害者的脆弱地位保持敏感。
72.在有害做法基本只在移民社區盛行的締約國,必須對衛生工作者、教師和兒童保育專業人員、社會工作者、員警、移民官員和司法部門進行宣傳和培訓,學習如何識別已經或可能遭受有害做法的女童和婦女,以及可以和應當採取哪些步驟對她們進行保護。
73.委員會建議《公約》締約國:
(a)為所有相關的一線專業人員提供關於有害做法和適用的人權規範和標準的資訊,確保他們在防止、識別和回應有害做法事件方面得到足夠的培訓,包括減輕對受害者的不利影響以及幫助他們獲得救濟和適當的服務;
(b)為涉及替代性爭議解決和傳統司法制度的人員提供培訓,以正確適用關鍵的人權原則,特別是兒童的最佳利益和兒童參與行政和司法程序;
(c)為包括法官在內的所有執法工作人員,提供關於禁止有害做法的新立法和現行立法的培訓,確保他們瞭解婦女和兒童的權利以及他們對起訴有害做法實施者、保護受害者所負有的職責;
(d)對移民社區的衛生工作者開展專門的宣傳和培訓方案,應對被施以女性割禮或其他有害做法的兒童和婦女的特殊保健需求問題。同時為兒童福利機構以及側重於婦女權利的機構、教育、員警和司法部門、政治人物以及從事移民女童和婦女工作的媒體者提供專門培訓。
4.提高認識、公共對話和表示承諾
74.為了挑戰有害做法背後的社會文化規範和態度,包括男性主導的權力結構、基於性和性別的歧視和年齡等級,兩委員會定期建議締約國開展全面的公共宣傳和提高認識活動,作為消除有害做法長期戰略的一部分。75.提高認識的措施應包括由可信來源提供的有關各種做法導致危害的準確資訊,以及為何應予以消除的令人信服的理由。在這方面,大眾媒體可以發揮重要作用,特別是根據兩項《公約》規定的保護婦女和兒童免遭有害做法的各項義務,通過讓婦女和兒童獲得旨在促進其社會和道德福利以及身心健康的資訊和材料,形成新思維。
76.啟動提高認識活動,可以提供發起公眾關於有害做法的討論的機會,以便集體探討不會傷害或侵犯婦女和兒童人權的替代方案,並就支撐和維持有害做法的社會規範能夠且應當改變達成一致。一個社區在落實和採納新辦法、實現核心價值方面的集體自豪感,可以確保遵守不會導致傷害或侵犯人權的新的社會規範,以及這種新社會規範的可持續性。
77.最有效的努力是具有包容性而且動員了各級相關利益攸關方的努力,特別是動員了來自受影響社區的女童和婦女,以及男童和成年男性的努力。此外,這些努力需要地方領袖的積極參與和支持,包括足夠的資源配置。與相關的利益攸關方、機構、組織和社區網路(宗教和傳統領袖、從業人員及民間社會)建立或加強現有的合作夥伴關係,有助於架設起不同支持者群體之間的橋樑。
78.必須考慮在消除有害做法後,在地方或移民社區或其他來自具有相似背景的同一地理區域、實行有害做法的社區傳播相關的積極經驗,交流良好做法,包括來自其他地區的良好做法。可以採取地方、國家或區域會議或活動、社會領袖訪問或使用影音工具等形式。此外,需精心設計提高認識活動,以便準確反映當地情況、不至遭到強烈抵制或引發對受害者和/或踐行社區的羞辱或歧視。
79.在關於消除有害做法的提高認識和外展工作中,社區和主流媒體可以成為重要的合作夥伴,包括透過與政府聯合舉辦辯論或談話節目、製作和放映紀錄片以及製作教育類廣播和電視節目。網路和社群媒體也可以成為有用的工具,為辯論提供資訊、創造機會,行動電話越來越廣泛地被用於傳遞資訊、使各種年齡段的人們都能參與。基於社區的媒體,包括廣播、街頭劇場、音樂、藝術、詩歌和木偶戲,是宣傳和對話的有用平臺。
80.在打擊有害做法的立法有效且實施得力的締約國,存在踐行社區轉入地下或潛往國外實施做法的風險。在防止針對這些社區的歧視和羞辱的同時,接收踐行社區的締約國應支持就對受害者或潛在受害者的有害影響,以及侵犯行為的法律後果開展的提高認識活動。為此,必須採取步驟促進這些社區的社會融合。
81.委員會建議《公約》締約國:
(a)編製並透過全面的提高認識方案,挑戰和改變實施有害做法的行為背後的文化與社會態度、傳統及習俗;
(b)確保提高認識方案提供準確資訊以及來源可靠的有關有害做法對婦女兒童――尤其是女童――及其家庭和廣大社會的不利影響的明確、一致的資訊。這類方案應包括社群媒體、網路以及社區宣傳和傳播手段;
(c)採取一切適當措施確保受害者及實施有害做法的移民或少數族群社區不受羞辱和歧視;
(d)確保針對國家機構的提高認識方案動員決策者,和所有相關的方案工作人員,以及在地方和國家政府、政府機構內工作的主要專業人員參與;
(e)確保國家人權機構的工作人員充分認識有害做法在締約國內部的影響,並對此保持敏感,確保在推動消除這些做法的過程中對其予以支持;
(f)透過在制定和實施這些措施的過程中發動所有相關的利益攸關方,包括地方領袖、從業人員、基層組織和宗教社區,發起公共討論,以防止並促進消除有害做法。這些活動應強調尊重人權的社區的積極的文化原則,並包括具備相似背景的前踐行社區的成功經驗的資訊;
(g)建立或加強與主流媒體的有效夥伴關係,支援實施提高認識的方案,促進公共討論,鼓勵創建和遵守尊重個人隱私的自我監管機制。
D.保護措施和回應服務
82.作為有害做法受害者的婦女和兒童需要即時的支助服務,包括醫療、心理和法律服務。緊急醫療服務可能是其中最為迫切和明顯的需要,因為本一般性建議/意見所涵蓋的有害做法有一些涉及承受極度的身體暴力,為了處理嚴重傷害或防止死亡,有必要實施醫療介入。對於殘割女性生殖器或其他有害做法的受害者,還可能需要實施治療或外科手術,以應對身體上短期和長期的不利影響。對接受過女性割禮的婦女或女童的妊娠和分娩管理必須納入助產士、醫生和其他熟練接生人員的職前和在職培訓。83.國家保護體系或(在沒有國家保護機制的情況下)傳統機構應做到兒童友善、對性別問題敏感和資源充足,為面臨高暴力風險的婦女和女童――包括為逃避女性割禮、強迫婚姻或所謂名譽犯罪而逃匿的女童――提供一切必要的保護服務。應考慮設置方便記憶、免費撥打的24小時全國通用求助熱線。必須提供適當的受害者安全和安保措施,包括專門的臨時收容所,以及暴力受害者收容所內的專門服務。由於有害做法實施者通常是受害者的配偶、親屬或受害者所在社區成員,如果有理由相信受害者不安全,保護服務應嘗試把受害者安置到其直接所屬的社區以外。必須避免無人監督的來訪,特別是在問題可能涉及所謂名譽的情況下。還必須提供社會心理支助,以治療受害者受到的直接和長期的心理創傷,其中可能包括創傷後壓力綜合症、焦慮或抑鬱。
84.如果已受到或拒絕接受某一做法的婦女或女童離開家庭或社區尋求庇護,國家保護機制必須就其返回決定提供支持。在協助其做出這一自由而知情的選擇時,這些機制要以她的最佳利益為原則,確保其安全返回和重新融入,包括避免再次成為受害者。對這類情況必須進行密切跟進和監測,以確保受害者得到保護並在短期和長期內享有其權利。
85.受害者因有害做法造成權利受到侵犯而尋求正義,往往面臨羞辱、再次成為受害者的風險、騷擾以及可能的報復,因此,必須採取步驟,根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2條(c)款、第15條第2項和第3項,確保在整個法律程序中保護女童和婦女的權利,並根據《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的發表自己的意見的權利,使兒童能夠有效參與法庭訴訟。
86.很多移民面臨不穩定的經濟和法律地位,增加了其在各種形式暴力,包括有害做法前的脆弱性。移民婦女和兒童往往無法得到與公民同等的充分服務。
87.委員會建議《公約》締約國:
(a)確保責成保護機構為遭受或很可能遭受有害做法的兒童和婦女,提供一切必要的防範和保護服務,並為保護機構提供充足的資源;
(b)設置24小時免費熱線電話,由經過培訓的諮詢人員輪值,使受害者在可能發生或已經發生有害做法時能夠報案,將受害者轉介至所需的服務,並提供關於有害做法的準確資訊;
(c)就司法人員――包括法官、律師、檢察官及所有相關的利益攸關方――的保護職責、禁止歧視的立法,以及按照兩項《公約》以性別和年齡敏感的方式適用法律等問題,制定和實施能力建設方案;
(d)確保參與法律程序的兒童可以獲得適當的兒童敏感服務,以保障他們的權利和安全,限制訴訟可能產生的不利影響。保護行動包括限制受害者被要求作陳述的次數、不要求本人面對行為實施者等。其他步驟包括指定訴訟期間的監護人(特別是在實施者為父母親或法定監護人的情況下),以及確保受害兒童獲得有關這一過程的充分的兒童敏感資訊並充分瞭解可能發生的情況;
(e)確保移民婦女和兒童不論其法律地位如何,都能平等地獲得服務。
八、聯合一般性建議/意見的傳播和使用及報告工作
88.締約國應當在國家和地方面向議會、政府和司法機關廣泛傳播本一般性建議/意見,還應使兒童和婦女以及所有相關的專業人員和利益攸關方,包括從事兒童工作和工作中涉及兒童的專業人員(如法官、律師、員警和其他執法官員、教師、監護人、社會工作者、公共或私營福利機構和收容所工作人員、衛生工作者)以及廣大民間社會,都知曉本一般性建議/意見。本一般性建議/意見應翻譯成相關語文;應提供對兒童友善/適當的版本和身心障礙人士可用的無障礙格式。應舉行會議、研討會、講習班以及其他活動,分享有關如何最好地執行本一般性建議/意見的良好做法。還應將其納入所有相關專業人員和技術人員的正式職前培訓和在職培訓,並將其提供給所有國家人權機構、婦女組織和其他非政府人權組織。89.締約國應在其根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和《兒童權利公約》提交的報告中列入有關延續有害做法的態度、習俗和社會規範的性質和範圍,以及在本一般性建議/意見指導下實施的措施及其效果。
九、條約的批准、加入和保留
90.鼓勵締約國批准:(a)《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任擇議定書》;
(b)《兒童權利公約關於買賣兒童、兒童賣淫和兒童色情製品問題的任擇議定書》;
(c)《兒童權利公約關於兒童捲入武裝衝突問題的任擇議定書》;
(d)《兒童權利公約關於設定來文程式的任擇議定書》。
91.締約國應審查並修改或撤回對《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2、5、16條或其子段落以及《兒童權利公約》第19條和第24條第3項的保留。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認為對這些條款的保留原則上與《公約》的宗旨和目的對立,因而根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28條第2項是不允許的。
*關於有害做法的聯合一般性建議/意見最初於2014年通過,之後在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第72屆會議和兒童權利委員會第80屆會議上進行了修訂。
[1] 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1992 年),第 11 段;兒童權利委員會關於殘疾兒童權利問題的第 9 號一般性意見(2006 年),第 8、10 和 79 段;兒童權利委員會關於兒童享有可達到的最高標準健康的權利問題的第 15 號一般性意見(2013 年),第 8、9 段。
[2] 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關於締約國在《公約》第 2 條之下的核心義務的第 28 號一般性建議(2010),第 18 段。
[3] 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1992 年),第 11 段,以及兒童權利委員會第 13 號一般性意見(2011 年),第 29 段。
[4] 見 A/61/299,第 46 段。
[5] 到目前為止,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的一般性建議中有九項涉及有害做法,分別是:關於教育和宣傳運動的第3號一般性建議(1987年)、第14 號一般性建議(1990 年)、第19 號一般性建議(1992 年)、關於婚姻和家庭關係中的平等的第21 號一般性建議(1994年)、關於婦女和保健的第24 號一般性建議(1999年)、關於暫行特別措施的第25號一般性建議(2004 年)、關於締約國在《公約》第 2 條之下的核心義務的第 28 號一般性建議(2010年)、婚姻、家庭關係及其解除的經濟後果的第29 號一般性建議(2013年)以及關於婦女在預防衝突、衝突及衝突後局勢中的作用的第30 號一般性建議(2013年)。兒童權利委員會在第 8 號一般性意見(2006 年)和第13 號一般性意見(2011年)中提出了關於有害做法的非詳盡清單。
[6] 盡職應理解為《公約》締約國有義務防止暴力和侵犯人權,保護受害者和證人免受侵害,對責任人――包括私人行為方――進行調查和懲處,以及提供就侵犯人權行為尋求賠償的途徑。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第19號一般性建議(1992年),第9段,第 28 號一般性建議(2010 年),第13段,以及第 30 號一般性建議(2013年),第15段;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關於個人通信和查詢的意見和決定;以及兒童權利委員會第 13 號一般性意見(2011年),第 5 段。
[7] 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第28 號一般性建議(2010 年),第38 (a)段和結論性評語,以及兒童權利委員會第13 號一般性意見(2011年),第40 段。
[8]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 2、5、16 條,《兒童權利公約》第 19 條和第 24 條第 3 款。
[9] 見 http://www.apromiserenewed.org/。
[10] 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第 30 號一般性建議(2013 年),第 62 段。
[11] 另見第 3 條第一款(a)項第(一)段。
[12] 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第 21 號一般性建議(1994 年)、第 28 號一般性建議(2010 年)和第 29 號一般性建議(2013 年)。
[13] 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第 29 號一般性建議(2013 年),第 27 段。
[14] 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第 25 號一般性建議(2004 年),第 38 段。
[15] 兒童權利委員會關於兒童使其最大利益納入首要考慮的權利的第 14 號一般性意見(2013 年)。
[16] 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 2 條第(a)-(c)、2 (f)項和第 5 條,以及兒童權利委員會第 13 號一般性意見(2011 年)。